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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ckberg谈Tik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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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议讲话记录来看,他把TikTok当成了instagram的Explore Tab,即短视频的搜索和定位版块,下面这句话集中代表了目前扎克伯格对Tiktok的看法:
I kind of think about TikTok as if it were Explore for stories, and that were the whole app.
说白了,他认为TikTok无非就是把instagram的Explore Tab和stories功能合二为一,做成了“沉浸式”的短视频,瞬间捕获了大量喜欢制作和观看短视频的用户。
2018年11月份,Facebook曾经制作了一款对等款的短视频APP名唤Lasso,其假想敌就是TikTok,Lasso把instagram的 Explore Tab和stories功能做了很大限度的融合,并加以重置和优化,这和当年Facebook打击Snapshot的策略如出一辙。Lasso抄袭 Tiktok,就如同2016年instagram的stories完全照搬snapshot的stories一样。
靠着Facebook巨大的流量加持加媒体轰炸,Lasso在推出之后的几个月依然完全看不到TikTok的尾灯。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扎克伯格把抖音美国版看成纯粹的Explore Tab+stories,本质上是对现在的年轻一代的网络生态定位出现了偏差。
Facebook这些年屹立在互联网社交媒体潮头不倒,就在于它总能及时细化最新一批年轻互联网用户的需求,并且靠着强大的技术能力进行硬件提 升,2014年以190亿美元收购即时聊天工具whatsapp(相当于微信聊天和文件传输),其中63%为股票交易的形式,这样一个大手笔的底气,其实 也基于两年前,也就是2012年的以小博大:10亿美元收购instagram(相当于微博+微信朋友圈)这招妙棋,而且扎克伯格每次收购后都让旗下的 APP继续作为独立业务,并保留自己的品牌,以分担风险。
其他功能如个人动态展示,即时通讯和创建小组功能则分拨给了下属的instagram、WhatsApp和Messenger。
看似所向披靡的Facebook这次在新对手TikTok的较量中不慎踢到了一块钉板,原因是一方面Facebook爆发了数据泄露丑闻,老用户对 Facebook的黏性下降,被TikTok分流了一部分,而且他们还发现,TikTok能够更好地满足他们那种短视频网络净土的期待感,即无垃圾信息推 动(尤其是竞选广告),无广告植入,而且本质上是真正面向大众生活的草根网络平台,Tiktok透露出来的谦卑感更是填补了店大欺客的 instagram的心理需求空白。
如果我们再读一下Facebook2018年的年度财报,就知道他们2019年依然把潜在的竞争对手定位在“sell advertising”(卖广告,搞推送)方向上。扎克伯格坚信一定要在“卖广告”层面上击败对手,才能保持利润的持续增长,继续成为业内翘楚。但 TikTok明确表示不搞政治广告,而且巩固了相当有特色的用户打赏系统,这种去中心化的另类广告推送走的是“人民战争”模式,让 Facebook在应对时感到非常无所适从。
另外一个大问题是Facebook的广告投放和利润来源48%都来自北美地区,连Lasso试点也只敢设在墨西哥,可见整个北美大陆的网民是扎克伯格的禁脔,非常忌惮新竞争者冲进自家后院。
而TikTok就是一只体形逐渐庞大的独角兽,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截止到2018年底,TikTok的估值已经达到750亿美元,而且这只独角兽把巢穴筑在了Facebook的对门,卧榻之侧,扎克伯格岂能不恼怒心焦?
扎克伯格在35分钟的乔治城大学演讲中,还透露出一个重大讯息,那就是Facebook进入中国的计划,基本上宣告失败了。这一次他没有再遮掩:“我们不 会让Facebook和instagram在中国开展业务,因为我们的原则是万物互联,而中国没有提供一个开放的互联网环境”。
2011年“阿拉伯之春”,2017年4月委内瑞拉的反政府骚乱,2017年10月加泰罗尼亚公投骚乱等等, Facebook都不同程度地充当了反对派冲锋陷阵的舆论武器.
所以说,扎克伯格抨击TikTok,连带评论中国的互联网治理模式,是一种“战术后仰”.
结语 扎克伯格无比清醒,并没有人格分裂
扎克伯格的这个35分钟演讲,不仅更改了Facebook横空出世的神话叙事,背弃了去年4月份在听证会上审核虚假广告的承诺,也一反常态,大谈言论自由,反对互联网审查等等。
羽翼渐丰的TikTok杀到了加州的家门口,这才是肘腋之患。在抨击TikTok之前,他还有这么一句话:“十年前,几乎所有主要互联网平台都来自美国。但在今天,前十大互联网平台中,有六家是中国企业。”
言外之意,作为Facebook的创始人和CEO,他现在承担起了中美网络战之抗旗手的角色,他以拥抱美国主流价值观的态度宣布入华战略失败破产,进而可 以借此顺水推舟“以理杀人”,告诉参众两院的老爷太太们,如果放任TikTok在北美野蛮生长,那堵无形的美国互联网防火墙就要被中国人攻陷了.

「反送中」是一場香港的自治運動 (分析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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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自由世界將如何應對流水革命?香港人這一場「流水革命」,繼續牽引著全球目光。全世界人都在看,想知道香港人為何能團結抗爭5個月,依然堅定不移。要理解今天的香港,我們應該從這個前提說起:香港人是尋求自治的「無國家共同體」(Hongkongers are a stateless nation struggling for autonomy)。只有認識到這個前提,我們才能理解「流水革命」作為香港自治運動最新篇章之時代意義,進而思考中國和自由世界將如何應對香港人的自治訴求。

香港人團結爭自治

按大師Michael Keating在《Nations Against the State》的經典理論,「國家」(state)和「共同體」(nation)是兩個不同概念。前者指建基於主權的政治行動機器,後者指按照共同血緣(common ethnicity)或共同價值(common values)建構而成並尋求自治的政治社群。概念上,共同體不一定有自己的國家。當共同體和國家完全(或大致)重叠,這就是我們一般理解的單一民族國家(nation-state),例如日本;當共同體沒有自己的國家,就會尋求在現有國家內實現自治,甚或爭取獨立建國,例如加泰人、魁北克人、蘇格蘭人。
歷史上,香港共同體之形成,始於1949年中港邊境管制確立後,改變了香港開埠百年來華人自由進出之情況,令香港得以逐步發展出獨特的身份認同。與此同時,戰後香港經歷了「非正式的權力下放」(informal devolution),倫敦逐步允許港府建立起各種自治權,鞏固了香港共同體之制度基礎 —— 這些自治權更在1984年由《中英聯合聲明》以國際法確認(de jure recognized)、然後在1990年由中國人大頒布之《基本法》以國內法予以成文化(codified)。到了1997年7月1日,英國人除了將香港主權移交予中國,實際上也移交了一個初生的政治共同體 —— 這個共同體的名字叫「香港人」。不幸地,香港人和中國從一開始,就對一國兩制有截然不同的理解。香港人追求的,是在一國之下永續兩制;中國卻視兩制為過渡,最終走向中央集權之一國。此一根本差異,決定了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人時刻需要捍衛自治,不斷抵抗中國之干預和吸納 —— 由2003年反廿三條運動、2010年反高鐵運動,到2012年反國教運動和2014年雨傘運動。諷剌地,中國越加強吸納香港,香港主體意識卻在反抗之中壯大。
在這個脈絡下,我們就能理解到,「流水革命」實乃香港自治運動之最新篇章。對大多數香港人來說,《逃犯條例》代表著中國蠶蝕香港自治之新嘗試,旨在拆除中港之間的法制防火牆。要不是大批香港人在6月12日包圍立法會、以及美國跨黨派議員在6月13日重提《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中港政府才在本地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壓力下,在6月15日暫緩《逃犯條例》。
但整場《逃犯條例》風波,已引發香港人對失去自治的深層恐懼,促使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克服長期以來和勇之間的路線分歧,攜手合作 —— 由前線勇武抗爭,到和理非後勤支援。換言之,「流水革命」發韌於反送中,卻快速發展為新一波的香港自治運動。對不少香港人來說,除非能夠建立全面代表港人之自治政府和議會,《逃犯條例》以至任何對香港自治之蠶蝕,隨時會捲土重來。

中國推進霸凌模式

香港人之自治訴求,已經在「流水革命」中清晰表達。但香港之政治未來,始終受制於中國的對港政策。
多年來,中國面對香港人的自治訴求,立場一貫清晰,就是加強集權專制操控(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controls)。廣泛而言,中國對香港施行之集權專制主義,乃延伸自中共黨國對中國邊陲地區(包括新疆、西藏、滿蒙)之同化吸納政策;而此一政策,則源自中共對1991年蘇聯解體所汲取的教訓。2012年,習近平政權開始在香港力推集權專制主義,此趨勢跟中國對西藏人和維吾爾人之強力同化政策同步。但中國的對港政策,並非只是直接施行集權專制主義那樣簡單。到目前為止,中國管治香港的模式,仍不同於西藏和新疆(中共黨國仍未直接管治香港);香港人所面對的同化壓力,仍比西藏人和維吾爾人來得溫和(香港人仍未被關進再教育營或受社會信用系統監控)。當中原因顯而易見,卻常常被忽略,就是維持一國兩制下某種形式的香港自治,非常符合中國本身的戰略和經濟利益。
中港權貴總是吹噓「香港依靠中國才能生存」,但事實上卻是「中國經濟依靠香港金融才能生存」—— 香港是中國最主要的境外投資來源地(2018年香港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金額為961億美元,佔中國 FDI 總數74.7%)、最主要的境外上巿集資地(2018年中國企業在香港的IPO金額高達35萬億美元,佔中國企業境外集資總額79.6%)、最主要的境外銀行貸款來源地(2018 年香港各銀行對中國大陸銀行和非銀行客戶的淨債權總額高達 910億元美元)、最主要的境外債券融資平台(2018年中國企業在香港發行的美元債券總額高達723 億美元,佔中資企業境外發債總額的64.2%)、最主要的境外人民幣交易中心(2018 年香港佔全球人民幣境外交易量的79%)和最主要的境外私人財富安全港(2018年香港各金融機構管理的資產總額達3.1萬億美元,估計大部分為中國權貴的資產)。而香港對中國的巨大金融價值,只有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才能發揮,特別是當中的普通法制度、與美元掛勾的港元、資金自由流通等等。
香港實乃中國經濟賴以呼吸的「金融肺」,其金融角色對中國來說難以取代。其他中國城巿例如上海和深圳,由於缺乏香港廣為國際認可的自由巿場和法治,至今仍無法取代香港 —— 上海自貿區之失敗,未能做到當初信誓旦旦的貨幣和資金自由流動,不過再次證明中國始終找不到方法,去減低它對香港金融之依賴。


上海、深圳等中國重要經濟城市,目前仍無法取代自由市場受國際認可的香港。圖為上海自貿區正門。(資料照,維基百科)中國既要在香港推進專制集權主義、但又非常依賴香港金融,遂促使習近平政權自2012年起,採取了「我全部都要」的「霸凌模式」(take-all approach)—— 即一方面要換掉香港自治的內涵,施加更強力的專制集權操控;另一方面則保留一國兩制的軀殼,以更充分利用香港為其服務。這些年來,中國在香港推進「霸凌模式」,其實一直頗為順利,包括成功取消大批反對運動領袖的參選資格和議席在銅鑼灣事件和肖建華事件上跨境執法取締香港民族黨在西九高鐵站實行中國法律等等。儘管香港本地和國際社會,都曾強烈反對這些決定,但始終無力阻止中國上下其手,一方面逐步淘空香港自治、另一方面利用一國兩制軀殼為其政權利益服務。
由此路進,我們當能明白「流水革命」成功阻擋了《逃犯條例》,實在意義非凡。因為這是中國自2012年推進「霸凌模式」以來,首次遭逢挫敗。在本地抗爭和國際施壓下,中國先被迫暫緩《逃犯條例》,其後再被迫正式撤回草案;其「霸凌模式」最終撞上牆壁,不但無法再推進,更加暴露了中國在香港的潛在限制。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發表預錄的電視談話,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正草案。(資料照,美聯社)
首先,「流水革命」暴露了中國難以在香港動用解放軍(包括武警)。由於中國嚴重依賴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加上顧忌自由世界特別是美國的可能反應,動用解放軍血腥鎮壓香港的示威,對中國來說成本實在太高;有趣地,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後來在一個場合的發言,更權威地證實了中國的顧慮。換言之,全憑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不致成為天安門、烏魯木齊和拉薩。第二,「流水革命」暴露了中國賴以控制香港的代理人網絡(local collaborator network),無法壓服團結一致的香港民眾。由於動用解放軍(包括武警)的成本太高,中國只能依賴其代理人網絡,特別是香港警察,去平息「流水革命」。自6月以來,香港政府就採用了「準軍事警察政府模式」(paramilitary police-state mode),試圖以無差別濫打、濫捕和濫告示威者,來阻嚇巿民繼續參與示威;同時動員親中商會、政黨、社團高調撐警,並組織各種反示威行動。這種多管齊下的分化打擊策略,目標是要分化勇武派及和理非,然後再將之逐一收拾,基本上就是5年前應對雨傘運動策略
但這次勇武派及和理非汲取了雨傘運動失敗的教訓,一直堅持「不分化不割蓆」的原則,團結一致對抗政權。到目前為止,儘管政府已濫捕了超過2000名巿民、濫告了200名示威者暴動罪,整個運動仍能保持韌力。相反,警察鎮壓已引發強烈的民眾反彈,正在摧毀中國在港整個代理人網絡的認受性 —— 中文大學在10月中進行的民調顯示,52%和49%的受訪者在信任度上,分別給予警察和香港政府「零分」。除非「流水革命」的支持基礎出現戲劇性變化,中國要單靠代理人網絡平息示威浪潮,恐怕是緣木求魚。
當「解放軍牌」(威脅血腥鎮壓)已失去威懾力、「代理人牌」(準軍事警察政府模式)又在自我毀滅之中,中國手上的牌其實所剩無幾,正面臨越來越大的讓步壓力。在這個脈絡下,我們就能理解為何在9月時,中國會答應五大訴求其中之一,正式撤回了《逃犯條例》,以至在近期放出撤換林鄭月娥的風聲。本地和國際社會要求中港政府答應其他四個訴求(包括獨立調查警暴、收回暴動定性、撤銷示威者控罪和落實雙普選)的壓力正不斷增加,但中國的困局在於若然答應這些訴求,不但等同放棄其操控香港的霸凌模式,更會衝擊習近平的個人聲望。既無法平息示威浪潮、又不願意再作讓步,中國已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局

自由世界重返香港

「流水革命」的其中一個重要影響,是重現(re-surfaced)自由世界作為香港自治的持份者角色,呈現了香港作為「國際自治政體」(internationalized autonomy)的複雜性。
基於兩大原因,自由世界國家在香港自治問題上,正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第一,中國對香港的集權專制操控,已嚴重破壞香港長久以來的自由法治傳統,迫使自由世界國家必須站起來,自行捍衛其在港利益。2016年的銅鑼灣書局事件和2017年的肖建華事件,已警示自由世界國家,香港的獨立管轄區地位已出現裂痕。直至本年初更爆發了《逃犯條例》風波,一直保障本地和外地人的中港法制防火牆面臨被拆走,終於引發在港外國商會(包括國際商會香港美國商會北歐商會)和自由世界國家領袖(美國政府和國會歐盟28個國家英國和加拿大政府七大工業國集團領袖)的全面反彈。
明顯地,《逃犯條例》風波對自由世界國家的最大教訓,是不能再指望香港政府會保障其在港的利益,而必須自行站出來。
第二,由中國影響力擴張,所引發的地緣政治變化,正促使自由世界國家改變其對香港自治的立場。近年,中國透過經濟投資境外統戰工程,積極對外擴張影響力,令自由世界國家必須回應。在這個地緣政治脈絡下,香港由原來連結中國和自由世界的地緣政治中立地帶,轉變為抵抗中國影響力擴張的最前線。美國對港政策在過去數月急速改變,就是最佳的說明。今年初,時任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高調宣示,香港自治對美國的自由開放/印太戰略非常重要;隨著反送中升溫,美國政府和國會領袖全面支持香港的「流水革命」,包括白宮高層多次接見香港民主運動領袖將香港納入中美貿易談判議程眾議院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等等。隨著中美新冷戰在貿易、科技、安全等多方面全面開打,香港自治也成為中美攤牌的新戰場
總而言之,香港自治不止是國內問題,也是國際問題。過去幾個月,《逃犯條例》風波已充分證明,香港自治的未來,不單取決於中央/地方互動(central-local dynamics),也受制於全球地緣政治(global geopolitics)。自由世界國家,特別是作為全球領袖的美國,將如何應對香港人的自治訴求,必將影響香港之未來。

如何發揮弱者槓桿

香港自治之未來,取決於香港人、中國和自由世界的三方複雜互動,而每一方又受制於一系列相互關連的變數,因而充滿不確定性。中國對香港自治之應對,始終取決於其控制香港之實力和資源,當中涉及了一系列的變數:經濟債務危機和資本外逃,會否衝擊中共黨國之穩定性?中國能否有效維持和掌控在香港的代理人網絡?中國又能否應對多個中國邊陲地區,包括新疆、西藏、香港和台灣,同時出現不穩?這些變數互相影響,將決定中國能否集結足夠實力和資源,去繼續推進(抑或被迫調整)其對香港自治的「霸凌模式」。
自由世界對香港自治之應對,則取決於各國對支持香港自治之意願和力度,當中尤其涉及美國作為自由世界領袖的地緣政治戰略:美國將採用何種戰略,去遏制中國影響力擴張,而香港在這個地緣政治棋盤上又有何角色?美國會否積極地運用《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下的工具,包括每年認證機制和官員制裁,去介入香港自治的運作?美國又會否聯合其他自由世界國家,例如七大工業國集團,在香港自治問題上聯手向中國施壓?我們需留意所有這些變數,以評估自由世界國家對支持香港自治之意願和力度。
香港是地緣政治上的共同邊陲(overlapping periphery),其自治狀況始終受制於大國政治,特別是中美兩國。但香港人作為細小的共同體,如果能團結地、也有智慧地爭取,則仍然有能力影響地緣政治格局 —— 香港人在過去幾個月,就成功做到這一點。未來,香港人會否鞏固其主體意識,克服來自中國的分化打擊?香港人會否將抗爭更聚焦於中國及其代理人網絡,直接打擊其控制香港之實力和資源?香港人又會否強化其全球民間外交網絡,鞏固自由世界國家對香港的支持?所有這些變數,都會影響未來香港自治運動之動員能力,繼而決定香港人能否在中美新冷戰中發揮「弱者槓桿」(leverages of the weak)
對無國家共同體來說,自治之路必然是崎嶇漫長,過程總是數以十年甚至百年計。但若然香港人決心尋求自治,就必須昂首迎接這個沉重挑戰。《想像的共同體》作者安德森曾寄語,「我走不下去了,但我會走下去」(I can’t go on. I’ll go on.),這應該是香港人在未來漫漫長路上的座右銘。
——风传媒

10句让你假装英文很好的美式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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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这个女人学会了一口地道的美国腔了

15句好莱坞经典电影台词说更加地道的英语-

《57爆新聞》中美決戰電磁航母世代! 間諜引發第五代戰爭開打

【關鍵時刻】20191104節目播出版

年代向錢看 川普貿易戰逼習近平去愛荷華簽協議,張忠謀:台積電成兵家必爭之地

使用 ClamAV 和 Linux Malware Detection (LMD) 保护你的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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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看看怎么在服务器上扫描病毒或木马。

ClamAV

ClamAV 是一款开源的的病毒扫描引擎,它有每日更新的病毒特征库,且可以直接从 Ubuntu 源进行安装:
安装时就已经内置了最新的病毒特征库,不过 ClamAV 还有一个工具叫freshcalm,它用来更新病毒特征库,不过通常你不需要手动执行它,默认它就已经以系统服务的形式启动了,所以你不需要关心病毒库的更新,是全自动增量更新的。
总之,安装好后就可以用命令 clamscan-r--bell-i/home 来执行一次扫描了,扫描的路径可随意设定,你也可以设置为根目录/从而实现全盘扫描。其中–bell -i表示遇到可疑文件会警报并显示出文件路径。

Linux Malware Detection (LMD)

顾名思义,它是专门在 Linux 环境下检测恶意软件的开源工具,尤其是那些 PHP 后门之类的恶意软件,它都能检测出来,另外,如果你按照上文安装了 ClamAV,那么 LMD 就可以直接调用 ClamAV 的引擎快速扫描。
不过 LMD 并没有提供 Ubuntu 源安装选项,我们需要自己从官方下载安装包进行安装:
注意高亮行,这里版本号要和你实际下载的版本号对应,不然找不到解压缩后的目录。
安装后,就可以执行了 maldeta 该命令后可跟要扫描的目录路径,如果不加,就默认是/home.

這!不是新聞 中国购买美国大豆交换美国解禁华为?


年代向錢看 中國房產大亨潘石屹急拋「八大金剛」!越南經濟發大財!越戰美軍退敗的關鍵解密

有点滑稽的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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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美贸易谈判,毫无疑问是美国占了上风。美国是买家,贸易逆差达到6000多亿,而且以美国在世界上的强大力量,中共只有让步让步再让步。但是没有想到,最近一些天的情况使我大为吃惊,我预感到要做出非常大的让步的美国,而不是中国。所谓的结构性变革,所谓对中国监督机制,实际上在第一阶段的协议中都没有。第一阶段的协议恰恰是因为中国愿意购买200亿农产品,川普放弃对中国商品加增的一部分关税,甚至放宽对中国一些企业的商品出口的管控。
今天有更令我吃惊的消息传来,北京不仅要求12月15号加增的关税要取消,原来9月份1200亿左右美元的商品加税也要取消。这样算起来,那就等于川普加税的60%都要拿掉了——这就使我想起川普总统早几天说中美贸易协议已经达成60%.
这个我真是没有想到。对于川普来讲,解决农业州农产品销路问题一直念兹在兹,他为农民兄弟也确实操碎了心。这几个农业州虽然人口并不多,经济力量并不很强,但是农业州的选举人票对川普连任确实是关键性票数所以为了200亿的农产品订单,川普愿意降低几千亿的关税,从而满足习近平到美国来的前提条件。这显得有点滑稽但这就是政治现实,情形还在演变之中,不过已经显示的场景已经使我感觉很吃惊了。
另外,川普总统反反复复讲,我们的股票上升了,你看我们的经济多好,我们的就业情况多好,而中国是57年来最糟糕的情况。

57爆新聞 美俄中「影子大戰」早開打

未普:「中国之治」,习近平的新冷战宣言(习猪头,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狂妄到极点。让我们或我们的下一代看好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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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中全会在海外媒体的广泛猜测中落下帷幕,大会推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标题冗长、充满大话和空话的《决定》看起来乏善可陈,其间却隐藏著习近平的真实底牌——「中国之治」。

以笔者之见,这个「中国之治」似乎是习近平的新冷战宣言。这里,我将讨论三个问题:为何中共提出「中国之治」?为甚么这是新冷战宣言?它都包含了甚么内容?

关于第一个问题,根据习近平和中国官媒的说法,「中国之治」应运而生。习近平于周二(5日)在新华网刊文,说明起草《决定》的过程。他说,中共之所以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二是为了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三是为了应对风险挑战。习在文中紧跟著引用了一句古人言:「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习口中的「天下之治」就是「中国之治」,既治中国,又治天下,其意思是,中国要强大,只能搞「中国之治」。习近平过去的讲话,多次提到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这就是「中国之治」。

关于第二个问题,为甚么这是新冷战宣言?「不盛则衰」和「不进则退」显示「中国之治」要与西方分道扬镳。实际上,这也是中共公开向西方表明态度,中国搞国家治理现代化,绝不是搞西方化、资本主义化。中共网信办上周三(10月30日)刊文引述了习近平2014年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会上讲话,称「我们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环球网周二刊发「为何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该文指出,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路,否则就处于「附属、仆从和被剥削地位」;中国不仅不是西方化,更是对西方治理实践与理论实施超越。用求是网的话,「盛」与「衰」,「进」与「退」可以诠释为「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中国之治」代表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成就,和「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照,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生命力和强大优越性。

关于第三个问题,新冷战宣言包含了甚么内容?换言之,「中国之治」在哪些方面挑战了西方制度呢?根据中国官媒和一些御用学者关于「中国之治」的文章,「中国之治」在以下几个方面和西方分庭抗礼:1)在政治制度安排方面,中国的政治制度更优越,因为中国的政治力量代表人民整体利益,而西方国家只有公开的「部分利益党」;2)在经济制度方面,西方维护资本利益,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和政府任何形式的管制和干预。而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模式;3)在社会治理模式方面。西方强调个人权利优先,倡导消极国家观,而中国建立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以党政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和4)在意识形态方面,中西方文明冲突日渐明显,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做好了战役准备。

总之,中共公开申明,中国拥抱经济全球化,反对政治全球化,更反对「西方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优于西方的制度安排,党的领导是中国独有的制度优势;西方之乱已经成为世界不安全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西方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中国之治」正迅速走向世界,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一个又一个中国方案。最后官媒们说,让我们的制度在全球竞争中展现优势!

实际上,「中国之治」的说法早在两年前就有铺天盖地的文章。这次借四中全会,习近平终于派上了用场。只是,向西方挑战,习近平哪来那么大的底气呢?
附:

未普:美中新冷戰 似箭在弦上



Mar 7, 2018
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財辦主任劉鶴在兩會前急忙趕往美國,希望面見美國總統特朗普,緩解迫在眉睫的貿易衝突問題,但無功而返。就在中國懊惱之際,美國方面傳出一則令中國高興的消息,特朗普讚揚習近平成為“終身主席”。
【閱讀全文】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wp/com-03072018084306.html?encoding=traditional
相关帖子:https://briteming.blogspot.com/2019/11/blog-post_85.html

習近平的威權統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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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November 5, 2019
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10月24日在華府的演講,由於針對美中關係、香港問題、美臺關係等十分尖銳的問題表達了川普政府的態度,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多日來國內外媒體已經有不少分析評論。然而迄今似乎沒有人注意到彭斯在演講中三次形容當前的中國為「威權國家」(authoritarian state),這個關鍵字「威權」,其實內含相當深刻的政治和歷史意義,因此更讓我相信彭斯的演講絕非隨興之作或虛張聲勢,其背後的捉刀人(影子寫手),甚至是「捉刀人們」,實乃政治學和中國近代史的專家,相當令人玩味。
所謂「威權國家」或「威權政體」,是1950年代歐美政治學者為了研究出現在二十世紀的非民主國家而衍生出來的學術分類。最早的研究對象其實是史達林的蘇聯和希特勒的德國,這兩個政體分別在1930─1940年代的歐洲造成慘絕人寰的浩劫,於是像漢娜.阿蘭特(Hannah Arendt)或布里茲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這群重量級學者,遂使用「極權」(totalitarian)或「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概念來描述這兩個極右和極左的政體。
在這類型極權國家中,壟斷性的意識形態、高強度的群眾動員,以及無所不在的國家監控與恐懼,是其最主要特徵。有趣的是,希特勒的納粹黨是極右的法西斯主義,而史達林的蘇聯共產黨則是極左的布爾什維克黨,兩者的政治光譜天差地別,但在「反民主」的手段上卻如出一轍,以至於二戰結束後,歐美學者不約而同將兩者放在同一個政體分類中。
然而除了共產蘇聯和納粹德國,這個世界上還有其他的反民主政府,卻不見得擁有那麼強大的意識形態,也並不鼓勵狂熱的群眾動員。1964年西班牙裔的美國政治學者胡安林茲(Juan Linz)於是使用了“Authoritarianism”(威權主義)這個概念來統稱並分析這類型政權。
胡安林茲最初的研究對象是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隨後他的研究模型被學界拿來應用在全球其他獨裁者身上,也都相當適用。包括葡萄牙的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南韓的朴正熙、菲律賓的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印尼的蘇卡諾(Sukarno)和蘇哈托(Suharto),以及臺灣的蔣介石和蔣經國。
胡安林茲的理論最常被拿來分析中南美洲眾多的軍人獨裁政權,在政治學界的影響十分廣泛。因此自1960年後期以來,政治學上對於出現在二十世紀具有「現代性」特徵的各種反民主政體,大抵上要不歸類為史達林和希特勒式的極權主義,或者就是以佛朗哥為範本的威權主義。
毛澤東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無疑與史達林的蘇聯,或是金氏家族治下的北朝鮮一樣,都屬於極權主義的範疇。在這種政體中,單一至高無上的意識形態籠罩一切思想和言論領域,一次又一次的群眾運動被利用來推動政治、經濟、甚至是文化藝術或公共衛生之類的政策。
在這種高強度的群眾動員中,宣傳機器以24小時不歇息的方式洗腦著一般人民,統治者對於人民的要求非僅馴服而已,而且必須是某種狂熱的投入狀態。這種政權的統治形態其實非常近似基本教義的宗教狂熱,政治領袖的角色一如教主,受到難以自拔的信徒們膜拜。
然而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鄧小平放棄了毛派的極權主義統治,改革開放政策下的中南海領導層,不再凡事強調意識形態正確性。原本軍事化管理的農村被允許恢復成傳統的家戶耕作,而城市裡鋪天蓋地的國營體系也出現鬆動,私營工商業被逐步放寬。最終在二十一世紀,出現了類似阿里巴巴或騰訊這類富可敵國的私營企業。
此外,大規模群眾動員的政治運動,也不再是中國共產黨的偏好。如果以1986年中國學運及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經驗來看,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再擁抱群眾運動,反而是避之唯恐不及,近二十年來尤其對於地方性的示威抗議都加以無情鎮壓。
總之,毛澤東去世之後的中國,明顯從原本的極權體制,轉向一個有限度允許經濟和社會制度開放的政體。依胡安林茲的理論,這是一種「後極權期」(post-totalitarian)的威權政體,類似於史達林死後直至1990年代初瓦解以前的蘇聯。
彭斯演講中並沒有籠統稱呼習近平的統治為獨裁(dictatorship)或專制(autocratic),而是相當精確使用了「威權」這個關鍵字。可以看出美國官方的中國研究專家相當準確掌握了中國從毛澤東時代以降的政治變遷,同時也以這樣的理論背景來理解習近平統治下的北京政權。
過去三十年來的美國中國政策,原本寄希望於透過逐漸壯大中國國內中產階級,進而影響內部政治環境,最終目標是讓中國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這即是所謂「和平演變」策略。從江澤民到胡錦濤主政的23年間(1989─2012),美國持續以這一策略展開與中國的政經合作關係。
尤其是柯林頓主政八年期間,與中國之間建立所謂「戰略性夥伴關係」,雙方元首持續互訪。美國即使經年累月付出龐大貿易赤字,然而出於和平改變中國的期望,白宮的中國專家們依然相信憑著自由貿易政策,有朝一日可以讓中國融入全球體系,成為負責任的區域大國。
然而2012年底上臺的習近平,在極短時間內便把美國保持超過二十年的中國夢徹底粉碎。習近平放棄了1992年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外交策略,開始對內高壓統治、對外耀武揚威。由於習近平上臺的時間點,正好是全球互聯網及影像辨視科技達到高度成熟階段,習近平為了進一步對中國人民進行人身控制,尤其是壓制少數民族地區的抗暴行動,於是建立一套全國性的社會評等制度,透過無所不在的公共空間監視系統,以臉部辨視技術確認每一個人的身分並進行管控。
依習近平2014提出的說法,這種政策就叫做「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習近平從嚴治黨的手段是以反貪腐之名整肅政敵,這並非本文主題;倒是「依法治國」,最終成了嚴格執行人身控制的冠冕堂皇理由。預計全中國到2020年將設置超過六億二千萬部監視器,也就是每兩個中國人就會有一個監視鏡頭進行錄影存證。美國總統川普2017年上臺之後,多次公開以「歐威爾式」(Orwellian)來形容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現況,指的就是中共的監視系統,已經布建到仿如喬治歐威爾在小說《1984》中所描述的恐怖狀態。
事實上川普總統在其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已經開始針對中國近三十年來掏空美國、竊取美國財產的貿易行為提出指控,上臺之後更對中國在全球的軍事擴張進行反制。這是一年多來美國開打貿易戰的真實背景,也是川普政府驚覺中國正打算以其經濟實力為後盾,建立全球政治和軍事霸權,所不得不採取的措施。彭斯在演講中講的夠清楚了:「中國正利用『一帶一路』在全球各地港口建立據點,表面上出於商業目的,最終都可能轉為軍事用途。」
習近平野心勃勃。
習近平執政七年來,對內執行更緊縮的威權統治,對外以擴張性民族主義來換取中國人民的效忠。這樣的路線會不會成功?中共內部反習勢力是否甘心就範?與川普的角力誰能勝出?山雨欲來風滿樓,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思想坦克

贸易战休兵之际 美国朝野酝酿中国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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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8年年初开始的美中贸易战,至今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称的“第一阶段”休兵谈判期。
双方透露出来的协议细节,究竟能白纸黑字落实多少,至今仍然是个未知数。而美国朝野近期在公开讲话和公布的报告中,却透露出未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可能走向。
11月4日,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发表最新报告,对美国究竟该如何有效应对中国带来的经济挑战提出了四点战略建议。

智库建议

这份名为《部分脱钩:应对中国经济竞争的美国新战略》的报告提出四点新建议:
  • 在目前的关税战中争取停火。报告认为,美国应该避免达成华而不实的协议放松对中国的压力,而应该获得中国方面根本上的让步。
  • 加强防御措施,限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监管中国的货物、资金、人员进入美国。
  • 在创新、科技和教育方面加大公共以及私人投资。
  • 加强与紧密盟国之间在贸易、投资、合作和情报分享方面的关系。
这一报告提及美国特朗普政府通过关税和其他行政手段迫使中国更加开放,同时试图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控制技术转让,减少对中国生产产品的依赖等;报告还提及这些政府行政措施也导致了美国在立法层面收紧了对投资的审查和出口的管制条规。
但是报告认为,这些针对中国的更加强硬的措施虽然得到广泛的支持,但是美国仍然“缺乏一个清晰和全面的(对华)策略”。
这份报告在结论中还提及,为了保持美国的繁荣富强,“必须在经济层面部分与中国断了来往”(a partial economic disengagement from China)。

官方声音

就在美国国家亚洲研究中心公布这份报告之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都就美中关系发表公开讲话,总结了美国特朗普政府前一段时间的对华政策以及今后的政策走向。
观察人士注意到,作为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左膀右臂,彭斯和蓬佩奥在总结中都倾向于报喜不报忧,赞扬总统的政绩,而少了对美国现行政策的评判。
彭斯10月24日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的讲话中,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定性说: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命运。这与中国过去一段时间来的说法相同。
彭斯在讲话中,否认美国将寻求与中国“脱钩”。他表示,“美国寻求与中国接触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但是接触的方式要符合公平、相互尊重和国际商务规则。”
彭斯还批评中国执政共产党“几十年来一直在与外部世界脱钩”

台湾香港

有关台湾,彭斯说,美国“与台湾接触不威胁和平,而是保护台湾以及整个地区的和平。美国一直相信,台湾拥抱民主为所有华人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
而有关香港,彭斯称香港150年来,一直是中国和外部世界的重要门户,如今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有坚实和独立的法律体系和自由活跃的媒体。
彭斯承诺,美国将继续敦促中国保持克制,信守承诺,尊重香港人民。他向香港民众喊话说: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在和平示威以捍卫自身权利的香港人,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你们鼓舞了我们,我们敦促你们坚持非暴力抗议的道路。
尽管彭斯呼吁香港民众坚持“非暴力抗议”,然而香港持续几个月的抗议活动,在中国政府看来纯属“港独”人士的分裂活动。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近期在访问尼泊尔时也明确警告,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搞分裂,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
对美国和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不同立场,美国威尔逊研究中心基辛格美中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评论说,“如果不想有任何人在抗议活动中丧生,香港抗议者、香港政府、北京以及所有相关的国际社会,所有人都不得不做出艰难的让步。”

美中关系

美国副总统彭斯此番讲话后不久,10月3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纽约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称中国共产党敌视美国和美国价值观,给美国和全世界带来挑战。
他说,美国一直非常珍视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但是中共政府与中国人民并非一回事。
“中共正在寻求用各种方法来挑战美国和全世界,我们所有人都要直面这些挑战。”他警告说,“继续无视美中两国制度间的根本差异是不现实的,我们也无法忽视这种差异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影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被问及蓬佩奥的此番讲话时,批评他“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挑拨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的关系”。

合纵连横?

根据美国国家亚洲研究中心的提议,美国应该与盟国联手,在情报分享、投资、贸易等方面共同对应中国的崛起。
实际上,美国在此方面也并非毫无动作,中国通信业巨头华为的5G业务在很多国家受阻,与美国发出的警告和施加的压力有直接关系。
就在美国智库建议美国经济上与中国部分“脱钩”的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式通知联合国,打算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对此,在中国上海参加进博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遗憾并表态说:“这使中法在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伙伴关系变得更加必要。”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其政府在全球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的“不合群”态度,早就在美国内外引发诸多批评和担忧。
外界注意到,美国政府近年来不断退出国际现有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科技组织的同时,中国一直积极争取在国际组织中的领导地位。
如果有朝一日,美国真的决定与中国“脱钩”,在经济层面部分与中国断了往来,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赢得传统盟国的支持和响应呢?
——BBC 中文网

华尔街电视


年代向錢看 川普、習近平貿易戰!美軍MC-130飛台海!印太戰略報告力挺台灣

森哲深谈 绝非危言:中美第一阶段协议能否达成,这是中国的最后机会

德国/前苏联之间的惨烈的国运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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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2日到1945年5月9日,整整1418个日日夜夜,两个世界级工业强国以死相拼,从北极圈打到高加索山脉,从伏尔加河打到欧洲心脏地带的易北河,战线绵延几千公里。




每场重大战役,双方都投入百万大军,坦克数千辆,火炮数万门。参战的士兵来自整个欧亚大陆数十个国家,平均每天都有数万官兵伤亡,一直打到一方的国土全部被占领,武装力量几乎全军覆灭。战争彻底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并且把胜利者打成了超级大国,曾经主宰半个地球的命运五十年。
战争的双方对这场战争有着不同的称谓。在苏联,它叫做卫国战争。在德国,它叫做东线战争。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损失统计数字,二战期间,苏军阵亡、伤重死亡、病亡和被俘后死亡相加,共计866.48万人,再加上动员入伍途中死亡的50万人,总计军人死亡916.48万。苏军受伤人员为1520万人,总伤亡数达到2400多万。
除了军人的伤亡,还有数量惊人的平民伤亡。俄罗斯统计,二战苏联和平居民死亡1740万人,总计军民死亡约2660万人,相当于全国人口的七分之一。
1941年,包括大战前新吞并的西乌克兰、摩尔多瓦、波罗的海三国等地区,苏联人口约一亿九千万。减去一半多点的女性,再减去男性中的未成年人和老年人,苏联的中青年男子大约在五、六千万左右,其中红军伤亡了2400多万,再加上男性平民的伤亡,可以说苏联全国成年男子的一半非死即伤。
受创最深的是1923年出生的苏联男性。1941年,他们满18周岁,正赶上参军的年龄,四年打下来,他们80%没有活到胜利的那一天。1945年,苏联总人口从1941年的1.9亿下降到1.67亿,男性人口只剩43.2%,女性则为56.8%。
为了对苏军的伤亡有个更清晰的概念,我们不妨做些比较。1812年俄罗斯与法国战争,基本歼灭了拿破仑的主力部队,俄军死亡不过20万出头,1941年俄罗斯与德国的战争是这个数字的45倍以上。




在1941年7-9月的基辅防御作战中,红军阵亡失踪超过60万。9月30日,德军发起台风行动,直扑莫斯科,在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完成了双重包围圈,合围了红军三个方面军。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苏军阵亡20万,被俘67万,再加上受伤入院的,莫斯科门前的百万苏军被一扫而空,以致于斯大林问朱可夫:“朱可夫同志,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我是在怀着内心的巨大痛苦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诚实地回答。”苏德战争中苏军的每一个转折性战役,都是以巨大的牺牲换来的。
1942-43年初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阵亡失踪47.7万,负伤64万。1943年夏的库尔斯克战役,苏军彻底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但是其间的7月至9月,苏军阵亡68万,失踪11.5万人,负伤183万,作战部队在3个月内减员三分之一,是整个战争中伤亡最重的时期。到了战争后期,苏军的伤亡依然很大。
在反攻德国的道路上,苏军平均每天留下2500具士兵的尸体。打到波兰,苏军阵亡60万人。打到匈牙利,阵亡14万。柏林战役,尽管苏军已经具有绝对优势,尽管谁都不愿意在胜利的前夕倒下,苏军仍然付出了阵亡8.1万人、负伤28万人的代价。




除了空前的伤亡,还有空前数量的人被俘。特别是在战争的第一年,苏军基本上抵抗不住德军装甲部队的钳击,一个又一个集团军被合围。1941年夏的白俄罗斯防御战,苏军被俘28万。
1941年7月中旬到9月上旬的斯摩棱斯克会战,苏军被俘30万人。7月至9月的基辅会战,希特勒称为“战史上最大的合围战”,德军俘虏苏军66万人。据俄罗斯统计,苏军在整个战争期间,被俘362万,近半数即178万人死亡。德国和西方史学家一般认为苏军被俘人数在500万以上。
惨重的损失,即使象苏联这样的人口大国,动员能力也到了极限。在这个不到两亿人口的国家,先后动员了3440万人参军。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苏联首先对23岁到37岁的男性公民实行动员,七天之内就有530万人应征入伍。八月,由于在斯摩棱斯克、乌曼和第聂伯等战役中遭受巨大损失,苏联进一步征发18岁和40-50岁的人参战。
到战争的最后一年,苏军征兵年限进一步放宽,下限17岁、上限55岁的男子都扛起了枪。连妇女也纷纷从军。一般国家的女性从军,主要担负医疗、通信等后勤工作,苏联女兵则当上了狙击手、机枪手、侦察兵、坦克兵和飞行员。
在战争期间,苏联共有80多万妇女从军,死亡过半。
到战争中后期,苏联把罪犯也放出来了。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前夕,为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贝利亚向斯大林建议从劳改营和教养院提前释放犯人:“别让这些苏维埃的灰尘再去浪费苏维埃的粮食了,应该让他们承担战争的责任。”于是,斯大林在1943年8月29日颁布命令,先后把130多万名劳改犯和问题军人送上前线,其中40多万人编进惩戒营,从事最危险的战斗任务。
1944年一年下来,损失超过50%,损失率是普通部队的3-6倍。苏联后方的青壮年男子基本上已经搜罗一空,丘吉尔在参加雅尔塔会议的时候,曾经注意到街上已经见不到男性平民,连交通警察都是女的。

在苏德战争中,德国也彻底打得筋疲力尽,其人力枯竭的问题甚至比苏联还要严重。与苏联不同,德军同时在多条战线上作战,北欧的森林,意大利和巴尔干的山地,法国的平原,北非的沙漠,乃至大西洋的海底,到处有德军士兵的身影和坟墓。但是总的来看,苏德战场是毫无疑问的主战场。二战时期,德军死亡、失踪将近500万,其中死于苏德战场的约430万。
苏德战争开战前4周,德军伤亡人数已经超过西欧战役的总和。开战两个月,最早突入苏联的德军部队就只剩下了60%。而苏德战争前期的伤亡还不是最严重的,随着苏军规模的扩大、装备的改善和战斗技能的提高,德军的伤亡直线上升。
德国在东线阵亡人数,1941年约30万,1942年约50万,1943年约70万,1944年达到123万。一个德国老兵回忆,当时征兵以18岁划线,一满18岁立即入伍,中学毕业生一届一届地送到前线。在他毕业的中学里,1922年出生的男生没有一个从战争中活下来。
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失利以后,德国取消了家庭最后一个儿子或者大家庭父亲的免服兵役的规定。征兵年限逐步放宽,上限扩大到45岁,后来又扩大到60岁。1944年,希特勒下令16岁到60岁的男子,一律编入国民冲锋队,承担乡土防御的任务。
1945年3月,德军征召1929年出生的男性入伍,正式打破了十八周岁的最低服役年限。因体检被淘汰的人员也不能免除兵役,例如在西线的第70步兵师主要是由患胃病的人组成的,只能吃白面包,号称“白面包师”。甚至还有一个营,完全由患耳疾的人组成,命令靠手语传达。
为了弥补本国人力的不足,德国还大量征召外籍人员参军。先是德国侨民,继而北欧、西欧的志愿者和苏联战俘都可以加入德军,曾在德军中服役的外籍人员超过200万,来自30多个国家。
至于犹太人,到战争后期,如果只有50%的犹太血统,也可以加入军队。
但是,出于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德国始终没有征用妇女加入作战部队。
到战败之时,德军总损失(伤、亡、被俘和失踪)总计1348.8万,占1939年男性人口的46%,其中在东线的损失达1075.8万人,占了总损失的80%。
就人力资源的动员和损耗而言,苏德战争称得上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总体战。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欧洲的战争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中世纪的欧洲小国寡民,战争属于贵族、骑士和雇佣军的职业,目的是王朝的利益,平民并不参战,一场战争往往只有几千人参加,上百人伤亡,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尽量避免会战和流血。但是法国大革命把征兵制和意识形态引入了战争。
1793年8月,法国革命政府颁布了全民动员令:“年轻男子应该去战斗,已婚男子应该制造武器和运送补给;妇女们要缝制帐篷和军装,去医院里服务;孩子们应该把亚麻布做成绷带;老人们应该到公共广场上,鼓舞战士们的士气,宣传对国王的仇恨以及共和国的团结。”当时,法国17到25岁的健康单身男子全部参军。
正如法国元帅福煦后来所言:“法国革命凭着它的原则的力量和能力,凭着它所鼓舞起来的人民的热情,已经把整个民族的全部重量和一切力量,都投放到天平上了。而在过去,天平上的重量只是有限的军队和国家的有限(正常)税收。”
“国王和国王的战争结束了,民众和民众的战争开始了”。
战争性质的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世界上所有最强大的民族国家都投身其中,参战国家的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全都兴高采烈、斗志昂扬地走上前线,工业革命以来发展起来的强大的科技和工业围绕战争全速运转。一战参战的军人6500万,死亡857万,青年贵族军官身先士卒,伤亡尤为惨重,致使欧洲许多历史悠久的贵族家族绝嗣。
称雄数百年的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彻底崩溃,不可一世的德意志德国骤然瓦解,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则日薄西山。大战过后,这片富饶的大陆遍地废墟,民穷财尽,欧洲人从此丧失了自信,也丧失了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世界霸权。
对现代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德军高层的有识之士认识是非常清楚的。老毛奇在1890年就预言,下一次战争可能要打7年,甚至30年,因为现代国家的资源太巨大,一次会战不足以放弃战争。小毛奇在1906年说得更明白:“那是一种民族战争,不是一次决定性会战所能完成的,必须经过长期苦战把全部国力都耗尽,否则一个国家不会屈服。”




一战结束以后,德国名将鲁登道夫写下了《总体战》。他认为,现代战争已经是总体战,从战场的范围看,“已经扩展到了作战国的全部领域”,“总体战不单单是军队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参战国每个人的生活和精神”。全体国民必须不遗余力,奉献全部身心,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都必须服从战争需要,唯有如此,战争的胜利和民族的生存才有根本的保证。
一战的经验表明,德国要进行总体战并不困难,难的是进行长期的总体战。德国自然资源极为贫乏,石油、天然橡胶、钨砂、铬矿等重要的战略资源全部需要进口,甚至粮食都不能自给。德国一战宣布投降的时候,寸土未失,军队仍然战斗在敌国的土地上。但是在英国皇家海军的严密封锁下,国内人民生活困难,在战争的最后两年,德国有80万非战斗人员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德国一战的失败,主要不是败于战场,后方不稳、士气低落是主要的原因。
对德国来说,总体战还有一个特殊的困难,就是纳粹在德国社会的根基不深,就是从它的前身、1919年成立的德国工人党算起,到1933年取得政权,也只有14年的历史。
纳粹党员大多从社会底层和边缘起家,希特勒自己只是来自奥地利的一个下士。只是靠着蛊惑人心的宣传、特别是在解决经济危机中的成就,纳粹才得到了多数德国人的拥护,至于德国的工业家、国防军和知识阶层,对纳粹并不那么买账。如果把德国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总体战,让全国上下自觉自愿地忍受牺牲,那么纳粹的统治还能不能稳固地维持下去,就很难说了。
对此,希特勒心知肚明。




因此,尽量避免陷入持久战和总体战,就成了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的战略目标。所幸的是,在古德里安为代表的德军将领的努力下,德国的闪电战逐渐炉火纯青,避开总体战似乎有了可能。
闪电战的基本打法是在决定性的地段,大量集中使用坦克集群,在空军的配合下突然发起进攻,突破对方战术防御地域后,高速向战役纵深进攻,进而围歼敌主力集团。从战略层次讲,闪电战不仅要在敌人重兵集团展开之前,瘫痪其防御体系,更重要的是摧毁其抵抗意志,使得敌国很快投降。
闪电战在波兰战役中初试锋芒,在西欧战役中达到顶峰。德军1天时间就拿下丹麦,5天占领荷兰,12天打下南斯拉夫,18天荡平比利时,23天夺取挪威,27天内征服波兰,39天就让号称“欧洲第一强国”的法国俯首称臣。
到苏德战争爆发前,德国已经占领了大半个欧洲,兵锋所向,无不披靡。在这个过程中,德国并没有投入全部国力,只是利用其现有的工业基础实行了宽度军备计划,军备生产的战线很长,但是规模不大。在二战爆发前的六年,整个德国工业产值仅有6%~7%直接用于军事。
二战爆发以后,德国也没有实行总动员,就顺利地横扫西欧、北欧和巴尔干半岛。对苏开战以后,因为前几个月打得比较顺手,德国甚至把一部分军工生产能力转入了民用。
苏德战争前,德国国防军蒸蒸日上,苏联却出现了伤筋动骨的大清洗。1937-1938年间,红军高级将领大部分被枪决,军官总共被枪决1.5万人,元气大伤。在1939年冬天的苏芬战争中,苏军丢尽了脸面。为了拿下只有400万人口的芬兰,苏联投入了百万大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原定三四天的战争,打了三四个月,丧师数十万。




相比之下,德军开战以来还没有败过,难怪希特勒对进攻苏联充满了自信:“我们只要在大门口踹一脚,整座破房子就会倒塌下来。”根据巴巴罗萨计划,德军将用3-4个月的时间,即在冬季到来以前,基本歼灭苏军主力,攻占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推进到伏尔加-阿尔汉格尔斯克一线,基本结束对苏战争。至于苏联剩下的乌拉尔工业区,用德国空军就可以解决了。
斯大林明确指出,苏联将面临“一场长期的、残酷的竞赛,交战双方的全部经济和政治基础都将在这场竞赛中受到考验”。
当时苏联的军事学说,对于未来战争的长期性有清醒的认识。苏军认为,未来战争将是数百万人进行的武装斗争,参战双方的最终目标都是彻底消灭敌人。战争将具有极大的规模,而且不可能是闪电性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实施一系列战略性战役才能最终粉碎敌人。
二十年代后期,苏军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就说过:“现在我们不能期望那样的交战,它们能够导致以一次突击就消灭敌人全部作战军队的结果。正面的宽度、铁路网的高效率和战区的大纵深都不允许达到那样的结局。”“我们应当准备进行长期的战争,如果各帝国主义者在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爆发的战争是长时间的,那么毫无疑问,在我们苏联和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也将是长期的、旷日持久的和十分残酷的。”
在这样的环境、认识和心态之下,苏联以举国之力,全速发展重工业,为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就不难理解了。




从192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苏联最大限度强化劳动纪律,经济、外交和社会生活全部服从军事目的。1939年二战开始以后,随着德国横扫北欧、西欧,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整个苏维埃俄国,苏联的备战工作加快了步伐,其规模是惊人的。
1938-1940年间,苏联工业生产增加了44%,国防工业的增长比全部工业要快2倍。1939年军事拨款占国家预算的25.6%,1941年增加到43.4%。一个又一个重工业基地,在乌拉尔和中亚的荒野中拔地而起。
从1939年到1941年战争前夕,苏联军队规模从200万增加到550万,其中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的建设成为重中之重。根据苏军总参谋部拟定的计划,将组建20个机械化军,配备坦克29899辆,其中包括15834辆T-34、KV坦克,这是同期德军坦克和强击火炮总数的5-6倍。
苏军把德军当成了一个可怕的对手,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准备。他们相信德军也会这么干,为此甚至导致了苏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局(即格鲁乌,其情报渗透能力比克格勃还强)误判了苏德战争爆发的时间。
格鲁乌情报专家认为,德国要进攻苏联,不是几个月能够完成的,必须应对苏联冬季的严寒。为此,德军要大量采购羊皮袄,这意味着有数百万头公绵羊被宰杀,大量超出日常需要的羊肉涌入欧洲市场,引起羊肉价格的大跳水。同时,德军必须换用适合寒冷地区的特殊擦枪布以及在严寒地区使用的燃油。基于这样的判断,格鲁乌密切注意欧洲各绵羊产区动向,收集整理各地公绵羊的数量、主要集散地和屠宰中心的情况,格鲁乌局长葛利柯夫每天两次听取欧洲各地公绵羊的价格情况。
苏联情报员还费尽千辛万苦搜集德军使用过的擦枪布,偷运大量煤油灯、煤油炉和打火机等物品。直到战争前夕,格鲁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绵羊价格没有异常波动,擦枪油和燃油的配方也没有变化。
基于上述情况,葛利柯夫虽然知道了德军的大规模集结,甚至知道了德军行动的代号,却向政治局担保德军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结果,10小时以后,德军的全面进攻就开始了。因为,希特勒根本没有打算将对苏战争拖到冬天。




在苏德战争开始的时候,德国具有一切有利条件在武器装备上压倒对手。德国本来就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强国,二战爆发以后还占领和控制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1941年,德国直接统治区就产煤4亿吨,钢3180万吨,而苏联的产量仅为1亿5千万吨煤、1790万吨钢。德国拥有126万台金属切割机床,苏联仅有58.4万台,至于机器制造工人,德国超过苏联1倍。德国还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精良的武器。德国的MP43突击步枪,MG42通用机枪,虎式坦克,88毫米高炮,都是同类武器中最优秀的。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德国军队是一支武装到牙齿的军队。但事实上,德军在二战中虽然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好的武器,数量却严重不足,在大多数时候,德国国防军都是普遍缺乏技术装备的情况下苦苦支撑的。
德军与苏联开战的时候,德国及其盟国在边境的主要装备数量就低于苏军,坦克和突击炮是4171辆对15687辆,飞机是4389架对11537架,火炮和迫击炮是42601门对59787门。当时苏联的武器大多陈旧,但是T-34坦克和122毫米A-19加农炮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主战装备。德军进攻部队只有19个装甲师和14个摩托化步兵师,其余112个师都是步兵师,靠着士兵的双脚或者马车进行机动。
1941年冬天,德军从莫斯科城下败退,损失了大量重装备,从此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第二年春天,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因为要进行主力方向的作战,装备达到了编制标准的85%,算是情况最好的,这还是从其他两个集团军群中抽西墙补东墙才拼凑起来的。
总体来看,德军在战争中经历了一个 “去现代化”的过程。
在苏德战场上,开战时期德军拥有3600辆坦克,到战争中期的1943年夏天只有上述数量的三分之二。德军一个装甲师在二战初期装备328辆坦克,到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的时候,平均拥有坦克73辆,到1945年,更缩减到54辆。非战之罪也,在战争中,德军主要装备的交换比都优于苏军,坦克经常是一辆换苏联的三四辆甚至更高。但是,德国的坦克经常是损失一辆少一辆,苏联却总是能够造出更多的坦克,直到把德军彻底淹没。这就不能不从军备生产上找原因了。




苏联在军备上的胜利,首先是武器哲学的胜利。苏联武器在国际上一直简单、可靠、耐用著称,而这正是大规模、长期性战争所要求的。
在这样的战争中,兵员伤亡比率很高,武器的耗损也很快。因此,武器没有必要造得太精密、太复杂,因为根本没有时间让士兵接受长时间的训练。
一个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军官问得好:“假如明天必须动员中年的后备役人员或戏剧学校的学生去保卫国家时,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同样,武器的使用寿命也没有必要太长,因为在达到寿命前很早就已经被摧毁了。
所以,苏联武器非常简单,型号简单,使用简单,维修也简单。
例如,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生产了34.8万门迫击炮,占二战所有参战国生产量的一半,德国只生产了6.8万门。苏军特别喜欢迫击炮,主要原因是结构极为简单,只花几分钟就会教会士兵使用它。可靠性高,几乎不需要维护。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立即准备好,随即向敌人发射炮弹。虽然射击精度较差,但是它好歹是门炮,有还是没有是大不一样的。




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只有两种主要的坦克,即中型的T34和重型的KV,总共只有五种主要战斗机。
相比之下,德军的武器则是五花八门,军队经常随心所欲地提出生产新式武器或者改进现有武器的要求,为了弥补生产能力的不足,德国还搜罗了占领的欧洲各国各式各样的装备。德国一度同时生产着425种飞机或改进型。中央集团军群在战争中期装备了151型不同的卡车,150型不同的摩托车,要储备一百万种配件。一个装甲师投入作战的时候,有96种人员输送车,111种卡车,37种摩托车。这是生产企业的噩梦,也是后勤部门的噩梦。
德国的武器发展计划同样杂乱无章,仅以飞机为例,就研制过喷气式战斗机、喷气式轰炸机、四引擎远程轰炸机、载重22吨的巨型运输机、无尾翼的隐形轰炸机等,有的远远超越了时代。德国军备部长施佩尔曾经感叹:“我们确实吃了发展计划过多的苦头。假如我们集中发展少数几项,肯定早就完成了。”
为了对付苏联的T-34坦克,德国研究开发了虎式和豹式坦克。但是,生产一辆T-34仅仅需要8千个工时,而同级别的豹式坦克则需要15万个工时,重型的虎式坦克则需要25万个工时。战争期间,德国共生产了1350辆虎式坦克,4814辆豹式坦克。苏联却生产了10.2万辆坦克,其中T-34超过5万辆。苏联红军坦克维修部门还抢修了43万辆次坦克、装甲车辆,相当于苏联战时年产量的15倍。
与简单的武器设计相结合的,是军备生产的全力以赴。苏联本来实行的就是计划经济,完成这个转变并不困难。苏德战争爆发后两小时,最高苏联就发布了“关于战争状态”的命令,规定了公民劳动义务、征用运输工具、生活必需品定量供应等措施。战争爆发的第四天,苏联就通过了《战时职工工作时间规定》。12月又规定了《追究军工企业职工旷工责任》,工作消极或者迟到的,可以被判刑。建筑、弹药、铁路等行业,先后实行军管。
1942年,苏联军工行业的工人工作时间被定为14个小时,有的长达16个小时。大量妇女和少年加入了劳动大军。1939年,工业部门职工中18岁以下的占6%,而1942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5%。1943年,苏联工业劳动力的一半以上是妇女,在集体农庄,女工的比例几乎为四分之三。
整个1943年,苏联用800万吨钢和9000万吨煤生产出了48000门重型火炮和24000辆坦克。
美国和苏联是二战时期运用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最成功的国家,战后,两国均成为超级大国。
在很长时间里,德国在军备生产上一直没有全力以赴。一次大战后期,德国因为遭受封锁、物资匮乏,国内厌战情绪严重,导致了革命,希特勒对此深以为戒。
二战爆发后,德国没有进行经济总动员,反而花了很大力气搜刮被占领的欧洲各国的农产品。1944年以前,德国一直不敢削减民用消费品的生产。当时在参战国中,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仅次于美国。即使在战争的最后时期,德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壁纸,众所周知,这是完全没有军事用途的。而在苏联,战时除了军装就不生产任何服装了,民用服装只能到旧货市场上去买。
因此,苏德战争爆发前,德国军备生产长期停滞不前,以飞机生产为例,1939年飞机产量8000架,1940年10000架,1941年11000架。1942年,德国百分之九十的军工生产部门仍然执行一班制。1943年,德国人一周工作周才从1942年的47小时增加到49.2小时。事实上,德国的军备生产还比不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次大战时期,德国46.5%的粗钢用于军工,1942年初只有37.5%。苏德战争的第一年,火炮和弹药产量仅为1918年的四分之一,到1944年,德国军备生产到达顶峰的时候,弹药产量仍然低于一次大战时期。
1943年1月13日,当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已成定局,希特勒才下达一项指令,要求德国转入总体战。2月18日,戈培尔才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宣传德国要开展总体战。德国总算把工业生产转入了战时轨道,战争机器全速运转起来。但是,德国的军工生产体系叠床架屋,远远不如苏联。
1942年5月,精明强干的斯佩尔出任军备部长,但是只能管得了陆军的军备。海军军备生产组织权利直到1943年春才取得,空军军备则由于戈林的阻挠,要等到1944年8月。而且皮革和纺织品之类基本物资仍由经济部长掌控,至于劳动力的招募和管理,则由帝国劳工部长沙克尔负责。施佩尔曾经提出从德国妇女中招募工人,但是沙克尔认为这是伤风败俗之举,不只是她们的精神和感情生活,而且连生育能力都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希特勒也认为德国妇女没有东欧的强壮,最后没有同意。希特勒甚至迟迟不允许把德国的帮佣征入军队或者工业部门。以至于在1943年,英国的女佣人数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二,德国直到战争结束,女佣还有140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弥补工业劳动力的不足,德国只有征用数百万外籍劳工和战俘。这些人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再加上语言的障碍和缺乏相应技术,生产效率不高。
即便如此,在施佩尔的天才领导下,德国的军备生产出现了飞跃。1943年10月,德国开始按照合理化原则组织军备生产,统一多用途部件的规格,合理使用机器和调拨劳动力,交流经验改进工艺。按武器类型设立了指导委员会,并为调拨部件设立了企业联合组织。确保一个工厂尽可能只生产一个项目,但是要做到大规模生产,各种武器的产量迅速攀上高峰。弹药生产的最高峰是在1944年8月,飞机产量的最高峰是1944年9月;火炮和新潜艇的生产是在1944年12月。1944年全年飞机产量39870架,其中战斗机30511架,是1941年的6.6倍,坦克产量增长33.9%,达到2.7万辆,火炮增加50.3%,达到8.7万门。
但是,这已经迟了。




这时候美英的轰炸机已经在德国上空铺天盖地了。为了摧毁德国的战争潜力,美英航空兵是下了大力气的。一次轰炸行动,美英往往出动一千架重型轰炸机和同等数量的远程护航战斗机。
整个对德战略轰炸行动,美英损失飞机4万架,空勤人员死亡超过9万人,死亡率仅次于德国的潜艇部队。德国人被炸死炸伤100余万人,无家可归者750万人,不得不把200万人和一半以上的空军用于防空作战。
1944年5月12日以后,英美空军调整了战略轰炸重点,集中轰炸德国的燃料工厂。施佩尔说:“这是决定这场技术战争胜负的一天。”到7月,德国所有的主要炼油厂都被盟军的轰炸破坏,失掉了90%的燃料供应。巴顿曾说:“我的士兵可以吃皮带,但我的坦克必须加油。”德国生产出来的大量武器,因为缺乏燃料和运输工具,根本无法投入前线作战。生产再多,又能奈何?何况本来就生产得不多。
1944年6月,英美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军不仅要与全欧洲几乎所有国家作战,而且要和未来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作战。仅仅一次诺曼底登陆,盟军就投入总兵力约278万人,飞机13700架,舰艇9000余艘。
到1945年1月,德军在西线靠着1000辆坦克对付盟军的6000辆坦克,在东线靠着48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对付红军的14000辆坦克。至于飞机数量差距更大,在东线,德军以1500架战斗机对付红军的15500架,西线则更为悬殊,美国陆军航空队在1945年1月1日保有飞机为72726架(其中作战飞机41961架),主力都集中在欧洲战场。德国的陆军和空军被盟军航空兵打得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
例如,1944年7月25日,在西线德军精锐的130李尔装甲教导师阵地上空,先是来了一波波雷电式攻击机,两分钟一个批次,每次50架,投下了无数高爆炸弹和凝固汽油弹。400架中程轰炸机随之而来,投下一串串500磅重的炸弹。尘埃尚未落定,又来了铺天盖地的重型轰炸机群,这是1500架B-17空中堡垒和B-24解放者,投弹3300吨。收尾的是300架P-38闪电式战斗轰炸机,再次用杀伤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把阵地炸成一片火海。一天之内,这个装甲师防守地域变得象月球一样荒凉,官兵被炸得只剩一半。当美军第3装甲师扑上来的时候,李尔装甲教导师只有7辆坦克还有战斗力。
二次大战是钢铁的较量,各国军事上的表现基本上与各国的工业能力成正比。




一战是堑壕战的高峰。对于由铁丝网、机枪和堑壕组成的防御阵地,各国军队几乎都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基本上谁进攻,谁倒霉。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仅英军就伤亡6万多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多少战术可言,战争成了胶着战、消耗战。从1914年开始到1918年战争结束,西线交战各方丧师数百万,战线却没有多少变化。
但是,正如英国军事学家富勒指出的,到了一战后期,由于飞机、坦克和毒气等用于军事,机动性得以再生,进攻再次成为一种优势的战斗形式。
1918年英军发起的康布雷战役已现端倪,1918年8月,英法联军实施亚眠战役,投入坦克670辆,在飞机的配合下,当日突破德军纵深11千米,歼敌2.7万人。大规模坦克部队和飞机出现以后,堑壕战僵局的改变,已经确定无疑了。
在一战以后,欧洲各主要军事大国的有识之士均意识到机械化战争的来临。英国有里德尔·哈特、富勒,法国有戴高乐,德国有古德里安,苏联则有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红军副参谋长特里安达菲洛夫。
苏联在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军事思想非常活跃。他们开始发展了大纵深作战理论,即在主要作战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大量使用坦克兵、航空兵和空降兵等新兴兵种,实现连续不间断地向纵深突破。




1930年代中期,苏军在机械化战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上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利用计划经济的威力,大量生产机械化部队所需要的装备。1932年,苏军就组建了首批两个机械化军,比德军组建第一个装甲师要早三年。1935年9 月,苏军举行了震惊世界的基辅军区大演习,参演部队6.5 万人、1000多辆坦克、600 架飞机,演练了机械化部队与步、骑兵协同突破敌防御纵深等课题,并首次实施空降行动。这时的苏军装备坦克已经达到15000辆以上,悄然成为世界第一坦克大国。
后来由于大清洗,特别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被清洗后,大纵深作战理论没有持续深入地贯彻下去,但是也没有彻底废止。
1943年,苏联军事工业已经从战争初期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经过艰苦的大迁徙和建设,从乌拉尔到中亚的军工基地体系完整,炉火正红。当年苏联生产坦克24000辆,1944年生产29000辆。而且,英美的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到1944年4月为止,苏联从盟国接收了220,817辆卡车,整个战争期间共接收了427,000辆卡车,数量上超过了二战期间德国卡车的总产量,而且质量更好。苏军的通信联络装备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加强了部队作战的协调性。仅美国就提供了95.6万英里电话线,3.5万个无线电台,38万部野战电话。大规模坦克部队的组建和几十万部队的协调一致的战场快速机动从此成为现实。
在战争中后期,德军已经打不出一次像样的闪电战。闪电战对付缺乏战略纵深的小国最为有效,对付苏联这样的大国就不行了。
1940年德军进攻法国,战场面积19.38万平方公里,德军平均每51平方公里有一架飞机,每75平方公里一辆坦克,而在1941年进攻苏联的时候,战区面积为107.625万平方公里,平均每245平方公里只有一架飞机,每291平方公里一辆坦克。德军1940年在西欧日均推进速度为30公里,以这样的速度,要打到巴巴罗萨计划设定的伏尔加-阿尔汉格尔斯克一线,要连续不断地走一百天,这还不算苏联恶劣的气候、落后的道路给装备带来的严重损耗。




古德里安在谈到对苏作战的原则时说:“一切在于快!要快的让敌人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快的让敌人没有爬起来的机会,没有从容集结兵力和布防的时间。一旦它爬起来,做好了搏击的准备,你就很难再打倒它了。因而迅速攻克敌方首都,对着敌人的神经中枢戳一刀,敌人的抵抗便会陷入瘫痪。”
因此,一旦苏联依靠广阔的战略纵深,把战争打成了持久战,闪电战威力顿失。
在1943年的库尔斯克战役中,靠着层层的雷场、反坦克壕以及纵深兵力配置和火力配系,挡住了德军最强大的装甲部队的突击。
而且,德军逐渐失去了闪电战的物质条件。战争后期发展起来的虎式坦克,其装甲防护力和火力惊人,但是机动能力不行,跑100公里就得加油,跑1000公里就得送回工厂大修,经常出现机械故障,又容易陷入沼泽之中。豹式各方面都不错,可惜数量太少。闪电战所依赖的进攻型空军情况则更加糟糕。随着英美对德战略轰炸的全面展开,德军不得不把飞机生产的重点放在防空的歼击机上,而不是用于支援地面部队的强击机和轰炸机上。就连有限的歼击机,也主要用于西线和本土防空作战。




从1943年3月起,德国作战飞机在西线的损失就开始持续大于在东线的损失。
1943年7月初,德国空军共有飞机7080架,仅仅7、8月两个月里就在东线损失了1030架、在地中海损失了1032架、在本土防空中损失了1151架,合计损失3213架,几乎丧失了一半的作战力量。1944年初,东线德军与苏军飞机的对比是3073架飞机对8813架,1944年6月则是2796架对14787架,根本谈不上在东线掌握制空权或者有效支援地面部队。
不仅如此,德军连组织防御也非常困难。德军在防御上基本遵循的是1918年鲁登道夫时期的模式,即由步兵分队实施纵深防御,兵力主要用于预备队而不是配置在一线。当敌人进攻的时候,一线兵力可以适当后撤,然后发动迅猛的反突击击退入侵者。西方研究苏德战争的权威学者Glantz指出,这样的防御要行之有效,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有足够的步兵建立防御纵深;二是敌方步兵没有实现摩托化,无法迅速发展进攻;三是德军指挥官要有因地制宜选择防御地点和灵活处理的权力。但是,在战争的中后期,三个条件一个也不具备。
由于兵力枯竭,德军一个师的防御正面很宽,无法形成兵力纵深配置,很多地域不得不通过大量布雷来代替。苏军的快速机动能力已经在德军之上,一旦突破,德军根本来不及构筑下一道防御体系。更重要的是,希特勒完全剥夺了德军指挥官灵活防御的权力,而是坚持寸土必争,不得放弃任何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筑垒地域。
在战争末期,希特勒甚至下令,士兵可以就地处决命令他们撤离的军官。日耳曼民族打仗一直有委托式指挥的传统,上级只是告诉下级战斗应当达成的目标,至于具体怎么打,由下级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正如十八世纪普鲁士名将塞德里兹所说:“在会战之后,国王可以随他的意思来处分我的头脑,可是在会战之中,他却应准许我用自己的头脑。” 但是,苏德战争后期,德军的优良传统荡然无存,只能听任苏军包抄、包围和最终歼灭。
1941年9月18日,苏军在叶利尼亚战役中击溃了德军,取得了卫国战争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发布第308号命令,把战功卓着的4个步兵师改称近卫师,1690年彼得大帝创立的近卫军重新回到俄罗斯大地上。近卫军官兵均佩戴“近卫军”胸章,拥有最好的武器,最高的薪金,从事最艰巨的战斗任务。苏军规定,近卫军的军官领取一倍半的薪金,士兵则是两倍。为了维护近卫军的威信,苏军明确规定,近卫军不能用来打杂,在进攻时必须用于完成最重要的任务,防御时则用于反突击。
1943年1月,苏军决定换发新军服,指挥员原来的大红领章被象征俄国军官传统的大肩章所取代,原来代表工农的朴素军服焕然一新。在这紧张的战争时期,为了让军官穿上真正象样的军服,苏联专门向英国定购了礼服肩章用的金穗。
1943年8月5日,为庆祝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的解放,斯大林决定按照俄罗斯古时候的传统,在莫斯科以124门火炮齐鸣12响,同时燃放礼花。从此以后,红军每当取得一次重要胜利,隆隆的礼炮声就在莫斯科响起。18天之后,红军攻克哈尔科夫。哈尔科夫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曾经在苏军和德军之间数度易手,为此,礼炮改为224门火炮齐鸣20响。在鸣放礼炮前,苏联所有的广播电台转播最高统帅部的嘉奖令,嘉奖立功的部队番号和指挥员。有一次,嘉奖令播出时提到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却漏掉了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的名字,斯大林立即下令重新广播。随着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莫斯科的礼炮越来越频密,规模也越来越大。1945年5月9日庆祝战胜德国时,莫斯科1000门火炮齐鸣30响。
重奖的反面是重罚,苏联对投敌、动摇的人毫不留情。开战仅仅一个月,苏军基辅会战失利,最大的一个重兵集团被围歼,西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参谋长克里莫夫斯基赫少将,西方面军通信主任格里高利耶夫少将,第四集团军司令员科罗布科夫少将被判处枪决,立即执行。1941年8月16日,斯大林签发大本营第270号命令:“凡在战斗中撕下肩章和投降者即为最可恶的逃兵,其家庭成员因其违背军人誓词、背叛祖国应予逮捕。此类逃兵应就地枪决。凡陷入包围者应战斗到底,冲出重围回到我方。凡宁愿屈膝投降者,应以一切手段予以消灭。对投降的红军战士的家属,应剥夺其享受的国家补贴和救济。”
严格的战场纪律在残酷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得到了最坚决的贯彻。1942年夏,德军猛扑高加索油田,苏联巨大的战争机器有因为缺乏燃料而停止转动的危险。渡过伏尔加河参加斯大林格勒巷战的苏军官兵,平均存活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
此时,斯大林签署了国防委员会第227号命令,要求在各集团军建立3-5个阻截队,放在不坚定的部队后面,把惊慌失措者和胆小鬼就地枪毙。
1942年9月,在斯大林格勒外围战中,德军霍斯的装甲集团军所向披靡,苏军节节后退。一个步兵师因为逃亡人员过多,师长下令全师列队,在训话之后,他举起手枪,走向前排,挨个数数,每数到十,就把士兵当场枪决,直到把弹匣中的子弹全部打光。
对古罗马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十一抽杀律,一种专门针对临阵脱逃的部队的刑罚。俄罗斯对此并不陌生,沙皇军队中就盛行此法。1918年,为了提高刚组建的苏军的战斗力,托洛茨基也动用过十一抽杀律。
根据Antony Beevor的记载,在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内务部队总共处决了13500名军官和士兵。二战期间,仅从档案记载的数据统计,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官兵有15.7万人。
国运相赌的残酷战争中,在一切为了胜利的前提下,生命只是低值易耗品。
对此,苏联的选择是简单而毫不犹豫的。1941年9月,德军在进攻列宁格勒时,把苏联的老弱妇孺赶在前面,防守部队一时不知所措。斯大林得知后,立即下令不要心慈手软,要狠狠打击敌人及其帮凶。
当年11月17日,斯大林发布0428号训令,指示苏军组建特遣部队,穿上德军军服,在敌后焚烧和毁灭居民点,以激起苏联平民对于德军的仇恨。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为了躲避苏军的狙击手,德军常常诱使苏联的小男孩与小女孩帮他们去伏尔加河边取水。红军发现以后,对这些孩子毫不留情地予以射杀。
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还记述了这么一件事。




战后他见到朱可夫元帅,谈到盟军对如何通过德军的雷场深感头疼。朱可夫告诉他,地雷有两种,一种是防步兵的,一种是防坦克的。当苏军面临雷场的时候,步兵直接发起攻击,就像通过无雷区一样。步兵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触雷造成的损失,不会比通过德军重兵防守的无雷区大。只要步兵在雷场那边建立了桥头堡,工兵就可以从容地扫除其他地雷,为装甲部队的跟进扫清障碍。艾森豪威尔感叹,这种做法确实有效,但是盟军是万万学不来的。
为了防止内部的叛乱,苏联甚至把整个整个的民族流放。从1941年至1944年,伏尔加流域日耳曼族、车臣族、印古什族、克里米亚鞑靼族等10个民族被迫从它们的传统居地全部迁移到遥远的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原来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建制被撤销。连同被部分强行迁移的少数民族在内,总共达500余万。
与苏军相比,二战时期的德军不仅在战斗技能上高出一筹,而且其战斗意志也绝对不在苏军之下。两个民族均表现出了高度的战斗意志,也只有这样的民族之间,才能打出一场总体战。




现代的德国是由普鲁士主导下完成民族统一大业的,在各个方面都打上了普鲁士的印记。而普鲁士是一个在贫瘠荒凉的土地上、在强敌的环伺中崛起的国家,以军事立国,按照法国米拉波伯爵的说法,这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
纪律、秩序、忠诚、服从,是普鲁士引以为豪的美德,并逐渐成为德国人的民族特性。希特勒还强化了德军的纪律,实行残酷无情的军法。一战中德军只处决了48人,二战时期处决的官兵则在15000人以上。
苏德战争期间,双方军队都出现了大量针对平民的暴行。但是德国国防军的暴行主要是执行命令,而苏军的暴行则多是自发的。
在莫斯科战役中,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前有强敌,后无援军,所有的坦克和装甲车辆都被冻住,官兵们依然冒着零下52度的严寒,徒步发起进攻。当苏联在莫斯科城下开始大反攻的时候,德军部队就地转入防御,在风雪中苦苦支撑。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期,被包围的德军第六集团军10万残军每人每天只能分配到一片面包,15个人分食1公斤土豆,每人每天只能领取30发子弹。即使这样,饥寒交迫的德军还是忠实地执行了希特勒抵抗的命令,给进攻的苏军造成了巨大损失。
曼斯坦因元帅曾经谈到,“有许多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假期届满之后,纷纷飞回包围圈中,这已经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这些军官——有许多都是系出名门的,例如俾斯麦和比罗的后人——他们自己都坚决要求返回部队,这证明德国军人的自我牺牲和袍泽友爱传统经得起最严格的考验”。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德军几乎与全世界作战,四面楚歌,稍有理智的人都认识到战败已成定局,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军的士气还是没有出现整体性崩溃。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德军可以被歼灭,可以投降,但是很少出现溃不成军的情况。
二战时期,德军中的官兵关系非常好,极为注重集体主义精神。希特勒上台以后,国防军传统的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不那么严格了,军官和士兵更趋平等。而且,德军向来把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士兵编在一个部队,强化了士兵的归属感。
德军的入伍训练“都是以班为单位完成的,让士兵从一开始就有集体概念,培养自己是集体一员的习惯,换句话讲就是训练士兵如何协同作战。
比方说,当军队接近战线时,在敌人火力下,一个班只准一个兵前进,其他都是火力掩护,后面的先跃进,在状况许可之下,可以有两人一起行动,但是人数不能再多。火力掩护者不需要一直使用武器,只要有准备,前进的人就能得到安全的保障。德军如此的用意是训练军队团体行动,不塑造个人英雄”。
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则在《柏林日记》中谈道,二战时期的德国国防军与一战时期相比,军官和普通士兵之间那种巨大的鸿沟消失了,“他们好像就是置身在一个大家庭之中。甚至连敬礼都有了新的含义:普通士兵之间也经常相互敬礼,这对他们来说更多的只是一种问候,而不是对于更高级别的军衔的一种认同。在咖啡厅、餐厅、餐车以及在卸下了责任的业余时间里,军官和普通士兵们可以围坐在桌子旁自由地交谈,而这种交谈是一种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这样的情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作为一个后起的单一民族国家,德国的民族凝聚力超过苏联。在苏德战争中,苏军曾经出现大量叛军。曾任集团军司令、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立下大功的弗拉索夫是最有名的一个,他投降后曾经组织了10万俄罗斯解放军。此外,德军中有一些师级、团级的俄罗斯志愿军,甚至还有80多名驾机叛逃的苏联飞行员组成了一个由原苏联空军上校维克托·马尔采夫指挥的战斗群。
如果再加上为德军提供后勤服务的人员,苏联人在德军中的人数将近百万,死亡超过20万。但是德军则没有出现为苏军作战的情况,只有不到一万的德军战俘为苏军提供战场宣传服务。
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败将塞德里茨曾经想过组织一支为苏军打战的德军部队,没有成功。
如果追溯到德国人的深层心理,就会发现,在这个民族严谨、刻板和高度服从的表面下面,是一颗永远躁动不安的心灵。这可以从北欧神话、日耳曼人祖先的神话找到端倪。在所有人类先祖的神话中,北欧神话是最为庄严、沉重、壮烈和狂暴的。那里没有爱琴海蔚蓝的天空和明亮的阳光,而是茫茫暗夜中冰与火的世界。那里没有神与人欢乐的聚会和幸福的爱情,而始终是战斗与毁灭。
那里的众神不是永生的、幸福的,而是最终要在与魔界的搏斗中玉石俱焚。但是,即使清醒地意识到最终的结局,也要与优势的敌人做绝望的战斗,在杀戮和毁灭中、在意志的张扬中感受到极度的快乐。在这样的神话中成长起来的日耳曼民族,一直有着刚健、阴暗、狂暴的气质。
在上古时期,日耳曼人一直在迁徙、战斗,一个又一个部落在罗马军团的刀剑下全体覆灭。在中世纪,北欧的海盗让整个欧洲不得安宁。到了现代,理性主义大行其道,但是那种来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深层次的气质始终没有消失。


苏德战争对战后的苏联影响深远。
一方面,战争空前地振奋了苏联的民族精神,提升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苏联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它把第一个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它的核武库能够把世界毁灭数次,它在东欧建立军事势力。
另一方面,战争又进一步强化了苏联的国家体制、经济结构和军事战略。二战后,苏联又开始认认真真地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直准备到民穷财尽,成为历史。

利用udpintcp解决dns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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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linux vps.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rssnsj/udpintcp udpintcp-by-rssnsj
cd udpintcp-by-rssnsj
make
(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可执行文件ut-server)
./ut-server 3399 8.8.8.8:53 -d
(此命令的意思是ut-server监听3399端口。一旦监听到外部连接3399端口,ut-server就会去连接远程服务器8.8.8.8:53)

在本地机器mac上。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rssnsj/udpintcp udpintcp-by-rssnsj
cd udpintcp-by-rssnsj
make
(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可执行文件ut-client)
sudo ./ut-client 127.0.0.1:53 vps-ip:3399
(此命令的意思是监听本机的53端口,一旦监听到连接请求,ut-client就会去连接vps-ip:3399)
不要关闭此terminal。

实际使用例子:
./exodus-vpn-bwg.sh  (详见https://briteming.blogspot.com/2018/01/exodus-vpn.html)
sudo networksetup -setdnsservers "Wi-Fi" 127.0.0.1
cd ~/udpintcp-by-rssnsj && sudo ./ut-client 127.0.0.1:53 vps-ip:3399

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rssnsj/udpintcp

海外華人佔比85%的圣诞島!原屬於面積狹小的新加坡,如何被澳大利亞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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